71年前，新中国诞生之际，一支名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”的部队，听从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号召，告别家乡亲人，从太行山出发，途经8省63个县，历时200多天，行程5000多公里，抵达东海之滨接管福建。接管尤溪的主要是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的100多名官兵。
2019年，尤溪县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编著出版《忠诚·奉献——长江支队入尤纪实》一书，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入尤70周年，这是目前全省县级出版的第一本关于长江支队的书籍。
在尤溪生活、目前健在的长江支队老战士仅两人——王龙则和程文明。国庆前夕，笔者走访了这两位离休老干部，听他们回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
离开故乡
1949年元旦，党中央、毛主席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出“打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”的伟大号召，为迎接全国解放，从老解放区选调大批优秀干部随军前进，迅速接管新解放区。
其中，从太行、太岳两个区党委选调了1个区党委、6个地委、30个县委、199个区委的党、政、军、群各类干部及后勤人员4000多人，在河北省武安县经过一个多月军事化集训，整装南下，王龙则和程文明就在其中。
王龙则和妻子林金珊
王龙则，1931年3月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刘家村。家庭生活十分困难，他从小放牛放羊。八岁之前，还和奶奶当过乞丐，春节都去讨饭，“人家给汤，我们就吃了。给窝窝头，就放在布袋里，带回家。春节乞讨一次，食物可以吃上一两个月。”
程文明穿上精心保留的服装留影。
程文明，1933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平顺县苗庄镇苗庄村。八、九岁时，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他跟着大姐、大姐夫生活。
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，山西成了抗日前线。“日本人的据点就在长治，我家是山区，八路军就在那，日本人一来，我们就跑到山里躲起来。日本人太坏了，老百姓生活很苦，当乞丐的人也很多。” 王龙则回忆说。
至今，老人还记着这样的抗日歌词：“秋风凉，日本鬼子来扫荡。日本鬼子来，杀人放火又抢粮。”
“我们那虽是平顺县山区，但离长治县仅20多公里，日军经常来扫荡。”程文明回忆说，“我大叔叔的老婆就是在日军扫荡时被打死的。”
“为了躲避日本人，乡亲们挖了很多防空洞。有的又大又深，可藏一两百人。”程文明说。
抗战时期，我党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，领导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。抗战胜利后，太行山成为解放区。
1947年2月，王龙则入伍，到平顺县第一区公所，历任公安助理员、专署粮食局副股长。
1948年，程文明15岁，到长治县政府缝纫厂当学徒。1949年参加解放军，当通信员。“那时，牺牲了很多人。村里快没有青壮年了，够一个班就编一个班，够一个排就编一个排。”程文明说，他家、大伯一家的孩子全当兵了。
1949年，王龙则参加长江支队，编入三大队四中队二小队。在二叔叔程继枝和大姐夫牛进财的带领下，程文明也参加了长江支队，被编入三大队三中队，任通信员。
为什么会参加长江支队？王龙则脱口而出：“为了革命！南下，就是为了跨过长江，解放全中国。”
南下途中
1949年2月下旬，太行区选调的干部到河北省武安县集训。其中，南下第三地委由长治市、长治县、平顺县、黎城县、潞城县、壶关县等6个县（市）选调的干部组成，共340余人。
3月30日，南下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南下干部大会，明确南下接管新解放区主要任务有两个：一是铲平反动基础，二是胜利后建设新中国。
为了适应长途行军需要，南下区党委实行军事化编制。中共南下区党委对外番号为“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”。区党委、行署下辖的地专班子改称为大队，县级领导班子改称为中队，区级领导班子改称为小队。
1949年4月24日凌晨，长江支队4000多人，从武安出发，冒雨踏上了南下的征途。
“路途很艰苦，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，吃不好，睡不好。”王龙则身体不好，几乎长年卧床，可回忆当年，他特别精神。
一路南下，经河南、安徽，行军一个多月，到达南京。
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福建行军路线示意图
“在南京渡江时，碰到飞机轰炸。我们趴在长江岸边，炸弹离我们很近。许多鱼被炸了，竟然有人趁机抓鱼。”程文明回忆，“当时有位女同志遇难了。”
5月24日抵达苏州，三大队被分配到原国民党陆军监狱宿营，在那住了两个多月。
原本，长江支队要到苏、沪、杭一带负责接管。由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，全国解放进程大大加快，6月初，华东局决定长江支队随解放军十兵团于7月进军福建。
福建山多、雨多、蚊虫多，福建话难懂，工作起来有困难，一些同志思想产生波动，曾发生逃跑事件。长江支队及时组织学习讨论，统一思想认识，解除了大家的思想顾虑。
“到嘉兴坐运煤的火车，快到上饶时又碰上飞机轰炸。后来从棠板村进入福建，到达浦城，再到建瓯。”程文明说，江西、福建山高林密，道路崎岖，天气酷热，北方来的同志很不适应，不少人生病了。关合义同志（后任尤溪县长、县委书记等职）就因生病在上饶短暂休养，而后入尤。
1949年2月欢送吴炳武（前排左二）南征合影留念。
1949年8月5日，三大队500余人驻扎在建瓯城北富墩村。8月10日，省委召开随军南下干部和坚持福建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大会，宣布了接管任务。三大队（三地委）成套班子分配到南平地区工作；三中队负责接管尤溪，教导员吴炳武为尤溪县委书记，中队长李生旺为尤溪县长。会上还确定在福建坚持游击斗争的一批负责同志参加有关县委工作。
8月14日，三大队由建瓯出发，行军两天到达南平，立即投入各县解放、接管工作。
剿匪风云
1949年7月5日，在中共地下党策反下，卢兴荣、罗骏等国民党尤溪军政人员起义，尤溪成为三明市第一个和平解放的县。
8月17日，三中队到达尤溪城关，与蒋荣德等地下党的同志们会合。顺利接管政权后，立即建立新政权，投入剿匪反霸、恢复生产、稳定社会秩序等中心工作。
当时，广大群众思想顾虑很大，不敢与新生政权接触，许多贫苦农民跑到乡下或山上躲避。
“福建是新解放区，老百姓对共产党和解放军不了解，又受到国民党宣传误导，暗藏特务和土豪劣绅威胁，加上语言不通，和群众打交道很困难。有时我们晚上睡马路，碰到下雨，没有雨衣、雨鞋，只有一块油布。”程文明说，“党的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，我们严格遵守党的纪律，连吃饭都唱‘三大纪律，八项注意’。为了和群众搞成一片，我们睡马路，第二天醒了还帮老百姓挑水扫院子。”
人民政府秋毫不犯，一心为民。群众安心了，陆续回家。在党和政府耐心教育下，尤溪农民发动起来，成立农会，发展民兵组织，开展减租反霸斗争，有力地推动了剿匪、土改、支前工作和生产的发展。
1950年4月5日尤溪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体合影。
解放初期，尤溪并不太平。由于历史原因，当地反动势力错综复杂，在国民党部队任过团长、营长的就有二三十人。这些人蠢蠢欲动。披着起义人员外衣的洪钟元、林大茂等，指使亲信上山为匪，并成立了匪“尤溪县政府”。之后，以洪钟元为首的尤溪土匪，被国民党编为“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闽南军区闽中纵队尤溪挺进总队”。
1950年6月，朝鲜战争爆发，匪徒们认为机会来了。原本内讧的洪钟元、卢胜雄暂时和解，把矛头对准我新生的人民政权，气焰十分嚣张。
当时斗争形势之恶劣，在许多长江支队干部的回忆录里可见一斑。吴炳武、李生旺、关合义回忆整理的一份材料里提到，土匪悬赏捉拿我党政主要领导人，如捉住县长李生旺赏大洋1000元，杀害一个南下干部赏大洋600元，带一支枪投匪赏大洋100元。
剿匪初期，程文明给县长李生旺当警卫员。“每次县长出门，至少要带一个班，来保卫安全。”最危险的一次，他和李生旺坐船到南平开会，土匪躲在尤溪口往南平方向的山上，朝他们射击。“我们有冲锋枪，武器比土匪好，化险为夷了。”
王龙则随军到南平工作，曾被派去参与解放建宁工作。驻在江西的解放军部队多次到建宁剿匪，由于未及时建立地方政权，剿匪部队一走，老百姓又遭殃。
“我们从各个中队被抽调出来，去建宁接管政权。”王龙则说，当时他也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危险经历，“抗美援朝开始，我们的部队走了，只剩地方政府二三十个人。土匪打算包围消灭我们。幸好南平部队来得及时。只差一天，部队若没赶到，我们就被包围了。”
剿匪中，尤溪县剿匪指挥部采取“军事打击，政治瓦解，发动民兵参战”三管齐下，与匪徒展开激烈斗争，期间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。
随着洪钟元、卢胜雄、吴曲九、陈玉麟等匪首，或活捉，或投降，或枪决，到1951年2月，尤溪剿匪斗争历时20个月，取得胜利。全县军民共毙匪98名，伤匪157名，俘匪767名，自新2035名，合计3057名；共缴获机枪6挺，冲锋枪2支，步枪485支，短枪170支，子弹54624发。
社会秩序渐趋稳定，以长江支队三大队三中队为主体的中共尤溪县委、县政府，带领群众开展土地改革，全力恢复生产；进行“三反五反”斗争，改造农业、手工业、资本主义工商业，全面恢复国民经济，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。
奉献一生
七十年弹指一挥间。
“现在，尤溪已经大大变样了。”程文明回忆说，刚到尤溪，看到的是破烂不堪的县城，“从南平土堡（现南平塔前镇）进入联合吉木，再到达梅仙源湖，源湖村有一段三合土的路，我们以为县里也会这么好，结果根本不是这样。”
那时县城只有一条主街，两边几乎都是破旧的瓦片平房，两层的没几座。县政府后面，包括现在的七五路，都是田，主街铺石条，很多人走路一不小心就摔倒。
长江支队的干部们在尤溪扎下了根。
1951年8月起，程文明先后到福建省工农速成中学、南京大学学习。1955年9月，回到尤溪工作。
从胶合板厂、机器厂、水泥厂，到煤矿，他大多担任厂长、支部书记等职。在工厂，他和工人交朋友，一道解决了一个个难题。办机器厂，从原先卢兴邦在街面的兵工厂搬来风箱，从德化请来师傅，解决了用电问题。1970年，在梅仙筹建尤溪县水泥厂，从运输、开采到化验，技术难题一个接一个，程文明与同事们还专门去顺昌学技术。
1975年11月至1992年4月，程文明调到尤溪县体委，先后任副主任、主任。1992年4月离休。
王龙则参加建宁解放后，又调回南平，任南平专署粮食局油脂分公司人事科长。1957年，调到尤溪工作。1963年起，先后任尤溪县林业局城关采购站、西洋采购站、尤溪口木材转运站站长、书记，在乡镇基层工作长达20年。
王龙则的妻子林金珊说，当年因为工作，两个儿子小的时候只能请她妈妈帮忙带。
“自己没什么文化，文化低，是工作上最大的困难，什么都要凭脑子记。”1950年，王龙则曾到南平地委党校学习，专门学文化，虽然克服了一些阅读的障碍，但书写还是有困难。
“凭自己吃苦点，苦的事情多干一点就是了。”1985年10月，王龙则离休。
老王的小儿媳妇说，公公非常“固执”，身体不舒服让他住院，他说不要浪费国家的钱。他大儿子下岗十多年，小儿子是事业单位非正式在编人员，可他从没有为孩子去提过要求。
“听党的话，党指向哪里，我们就向哪里。”程文明与王龙则一样。
“父母很忙。我们念书回来就自己玩。后来父亲到中仙的煤矿工作，因为上学不方便，我便辍学了。”程文明大儿子程云说，“父亲烟酒都不会，也不好拉关系。我找工作，听说有招工名额，就自己去了。”如今，程云下岗10多年了。除了小儿子外，老程的另外1个儿子、2个女儿也都是下岗工人。
1981年11月长江支队战友在尤溪重逢。
对党忠诚，无私奉献，在长江支队干部中有很多这样的感人故事。
王芳芹，1972年起先后担任三钢分厂、总厂厂长、党委书记。一次，他帮助一名小学校长批了5吨钢材，用于学校维修。不久，校长提了一只半番鸭上门答谢。王芳芹发现后，立即拿了20元钱让儿子交给他。校长不收，儿子就将父亲的话转告：如不收钱，就把钱和鸭子一起托人带去交给县领导处置。最后，校长只好收下那20元钱。2012年，他在福州去世，享年90岁。
王有定长期从事组织、人事工作。妻子也是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，在老家的乡妇联工作。王有定南下时，岳母生病，妻子因此后来才到尤溪。当时妻子带着工作手续前来，王有定却考虑到妻子文化水平低，不会方言，与群众交流上存在障碍，直至他离休时也没有给妻子安排工作。1983年，他病故于山西省黎城县，享年66岁。
1975年，王显禄已经56岁，省委组织部准备调他担任国营八四七○厂党委书记。许多人劝他别再去接新工作，他却坚定地说：“我一辈子都服从组织，这是最后一次调动，必须服从组织安排。”一到新岗位，他就深入车间、班组熟悉生产流程，与工人们同生活共战斗，每年年夜饭他坚持在厂里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，正月初一早上必定到工人家里拜年。很快，他从外行变成内行，工厂多次被国防系统评为先进单位。
王显禄调到八四七○厂时，二女儿已在该厂工作5年，是生产能手，车间两次以最高票推荐她上大学，报到厂部都被王显禄以领导干部子女要起带头作用为由，硬是让给了他人。他还两次把调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部下……离休时，王显禄选择回到“第二故乡”尤溪安度晚年。2002年5月，他走了，他把自己留在了他南下第一站——尤溪这片日新月异的热土。
文章来源：三明网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