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3年2月,泰宁县委和县苏迁至大田,念过一年私塾、23岁的八十丘乡苏土地委员廖庆良,被挑选为信使。他以“头可丢,电信不能失”的忘我精神,往返于大田与建宁之间。
领导常提醒他要提高警惕,他总是说“我能对付”,遇上暴风雨,同志们劝他休息,则坦然笑,说“这天气最安全,敌人不会打着伞在路上等我。”他胆大心细,有时腰背上插一把柴刀,肩上扛一根茅担,将电信塞进管里;有时他背着小女儿,把电信放进女儿身上特制的红肚兜里,提着花布、果品竹篮,一副走亲戚的模样,一次次顺利完成任务。
一个雷雨交加的下午,区主席邱贵生送来一封急件, 要他火速送往建宁中心县委。他拿上蓑衣、斗笠、耙子就上路了。当他走到花桥的交叉路口,忽然发现迎面走来一伙穿黑衣的人,“ 不好,可能是敌人。”他将信塞进草丛,旋即闪到田里,抹了一把泥,抡起耙子挖开田埂,弯着腰不慌不忙地进行排水。
“喂,天黑了,你还不回去干什么! ”廖庆良缓缓地转过身,指了指田埂的缺口,转过身继续干活。“嚯!你他妈的睁开狗眼好好看看,团总在这懂么!”廖庆良仍是一声不吭。
团总邹辉清哼了一声,“是个哑巴,赶路要紧,走”
就这样,廖庆良又一次灵活机智地摆脱了敌人,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他的任务。
文章来源:本文摘自尤溪博物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