乘车证
2019年2月19日，元宵节。94岁老母亲变戏法一样，找出两张整整50年前的《乘车证》交给我。高龄老母由于健忘，常常翻箱倒柜找东西，结果，总是要找的东西没有找到，却常常有意外的惊喜出现——翻出存放已久、忘得一干二净的宝贝。
两张整整50年前的《乘车证》就是这样无意之间重见天日的。由于两张《乘车证》被父亲夹在一个笔记本里收藏，虽然半个世纪过去，依旧崭新如故，纸张更是挺括齐整，没有半点皱褶。
父亲生前是一个保持一丝不苟生活习惯的人，做啥事都是清清楚楚、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，这才有了两张50年过去，依然崭新如故的《乘车证》奇迹般出现。自从89岁的父亲于2012年5月27日去世，他一生保存的书籍、报刊、资料基本完好如初地传给了我——两个弟弟都不在福州。
也有遗忘的、没找见的例外——譬如这两张年代久远的《乘车证》，见证了一段尘封的历史。大约半个信封大小的《乘车证》，用土黄色的硬纸片制成，印有一段毛主席的“最高指示”及乘车时间、到达地点，全文如下：
最高指示
广大干部下放劳动，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，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。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。
原省级机关下放干部
乘车证
福州至太宁
乘车时间：一九六九年10月18日
有趣的是，“福州至泰宁”的“泰宁”两字不是印上去的，是手写的，结果简写成了“太宁”，当年图省事，人们常常任意简写。比如我随父亲下放到泰宁县儒坊公社，当地乡亲喜欢把“儒坊”写作“余坊”。该公社下面有个田溪生产大队，当地乡亲喜欢把“儒坊公社田溪大队”写作“余坊公社田K大队”。
另外，细心的人应该会发现，“乘车时间：一九六九年”也是事先印上去的，只有月份和日期是手写的——因为下放干部是分期分批下去的，所以月份和日期不同。
结果，“乘车时间：一九六九年”是用汉字印刷的，手写的“10月18日”就变成阿拉伯数字了，与前面文字体例不统一。好在不影响大局，倒是这两张《乘车证》，勾起了我对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回忆。
1969年10月18日晚，13岁的我作为下放干部子弟，在福州市中心五一广场接受当年的福建省委书记、福建省革委会主任、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的讲话欢送，然后随第一批“福建省毛泽东思想宣传队”队员的父亲乘火车到闽北山区邵武县下车，改坐汽车来到泰宁县儒坊公社下放劳动。我的初中就是在泰宁县儒坊公社小学戴帽初中班毕业的。
在五一广场聆听站在观礼台上的韩先楚讲话时，我有一个至今难忘的深刻印象——寒风刺骨。由于冻得够呛，以致多少年后我一直认为我和父亲是在1969年12月从福州出发去闽北山区下放劳动的。这个记忆错误完全是因为50年前福州的10月份已经非常寒冷所导致的。
哪里知道50年后，福州即便12月甚至元月仍然保持二十多度的气温，10月份更是保持如夏季一般的三十多度高温。而50年前，福州冬季低温达到零下二三度，夏季高温不过三十六七度。50年后的福州，冬季最低温度5度，夏季最高温度42度。人类造孽，引发全球变暖的“暖冬效应”让地球升温得太厉害了。
1972年元月，我和父亲回到省城福州过春节。春节后父亲继续回冰天雪地的泰宁县儒坊公社下放劳动，我进福州一中读高中。
1974年7月，高中毕业后，我又与同学们一起去闽北山区顺昌县洋墩公社蔡坑大队插队当知青。
1977年12月，我才顶替退休的母亲，补员招工回到福州，进“国营福州面粉厂”当工人。我的知青同学丛远东也在同时顶替退休的母亲，补员招工回到福州，进“福州第四无线电厂”当工人。我俩结伴去公社、去县城办理招工手续，再一起乘火车从顺昌县回到省城福州。
需要补充一句的是，1982年，根据新出台的“国发[1982]62号”文件规定，我俩的母亲又同时由退休干部待遇改为离休干部待遇：“（离休）依然享受和原职位相同的所有工资福利待遇。”
1978年7月，巧得很，我和丛远东又一起参加高考，一起考上福建师大。他录取到物理系，我录取到历史系。我俩的人生就此回到插队劳动前的原点，身份则完全不一样了。
总之，这两张《乘车证》居然被我父亲细心地保存下来，才知道50年前就是因为“广大干部下放劳动”这样一条“最高指示”，全国各地有上百万干部（家属不算）下放农村，改造思想。
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：1968年9月29日，人民日报情况组出的《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》第628期，刊登了黑龙江省《柳河“五·七”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新路》一文。
次日，毛主席迅速推荐：“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。”同时发出“最高指示”：广大干部下放劳动，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，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。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。
1968年10月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通讯《柳河“五·七”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》，就此在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干部下放农村劳动的大热潮。
1968年12月22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又发表《我们也有两只手，不在城里吃闲饭!》的文章，介绍甘肃省会宁县城镇一批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事迹后，引述了毛主席的又一条“最高指示”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，把自己初中、高中、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，来一个动员。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。
于是，从1968年12月起——主要从1969年1月起，全国各地又有1800万初中、高中毕业和没有毕业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插队农村劳动。“生逢其时”的我都赶上了——我们这一代青少年都赶上了。望着这两张崭新如故的《乘车证》，我真的是百感交集。50年转眼就过去了，忙碌一生的知青们都退休了，更有少数知青英年早逝——永远埋在了异地他乡、大山深处。
稍感欣慰的是，其间，我与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老知青唐希一道，殚精竭虑，历尽艰辛，共同主编出版了三部涉及福建省近30万知青命运的回忆录：《福州知青文档：永远的脚印》《插队往事》《插队往事——致我们不朽的青春》。
其中，《插队往事》（上下）出版后，受到中央主要领导的肯定并推荐，福建省委和省政府向海峡文艺出版社调取20套供省级领导学习用。
历史讲述者：施晓宇
